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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音樂推手──專訪龔志成

6.1.2017 | music.
Sam Yiu

Sam Yiu

表演藝術高級編輯

龚志成(阿龚)这位音乐人一路走来,长发白胡子不羁外表早成了标志,他的跨界音乐创作亦是只此一家,近年更试着以城市角度看待音乐,以探索公共空间去翻松音乐土壤,让更多香港音乐人得到更好曝光,营造良好的文化艺术氛围。他以顾问-艺术策划(音乐)加入西九,除了筹划「自由约」,也是为将来的场地「自由空间」出谋献计,运用新的资源,让独立音乐能够发热发光,把路拓阔,后人便能够更容易飞翔。

香港的音乐生态发展一直失衡,受正统音乐训练而醉心实验演出形式的阿龚自有他的观察,他先把数个音乐大类型点出,分析问题所在:「由七十年代开始,商业流行音乐垄断了差不多整个音乐大环境。八十年代政府开始资助正统的音乐教育,香港中文大学有音乐系,随后香港大学、演艺学院,到浸会大学的音乐系也慢慢成形。这四间大学都有重要的作曲系,维持到现在,他们都得到不少政府资助,算是大学资助的一部分。」这种资源分配在其他艺术机构仿佛也是约定俗成:「后来CASH及香港艺术发展局(ADC)出现,前者虽然主要与流行音乐有较密切的关系,但奇怪地,每年都会为有意进修的音乐系学生提供奖学金,作曲系尤其多。」而据他观察,ADC于25年前成立到现在,对音乐的资助亦主要集中于严肃或传统音乐。至于流行音乐,即使面对市场萎缩,仍然是重要垄断,他补充「歌星除了唱歌,还有其他演艺事业,可以拍电影、接广告赚钱。」

 

独立音乐孤军作战

 

而由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初开始涌现的独立音乐,因为各种条件变得蓬勃,却一直没得到太多支持,「有了互联网络,大众接触音乐的机会都多了,在youtube学结他、学打鼓,得到基本音乐知识,又有音乐软件及发表音乐的渠道,加上乐器变得便宜及大众化,加快了独立音乐的发展,虽然水准参差,但香港有过千队独立乐队。」同样的现象也在爵士音乐界别发生,它由本来的严重断层,变得鲜活起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爵士乐界一直由两位最重要的乐手Eugene Pao和Ted Lo占领导地位,他们已五十多岁,之后有一个很大的隙缝,但五六年前香港有一批年轻且有潜质的年轻爵士乐手冒起,有一半可能由外国回流,另一班是自学的。与此同时,也多了外国来的音乐人在酒店或其他商业环境以爵士乐维为生,形成了一种新的活力。」

可惜的是,爵士乐和独立乐队一直在没得到任何资源下自生自灭,变成香港现在的音乐局面:「拿取最多社会资助的音乐其实是最少人认知,商业音乐又垄断了整个城市的创作环境,而试着有自己独特面貌和声音的独立音乐及爵士乐手则苦苦挣扎。」

 

阿龚的位置

 

阿龚因此一直着力推动独立音乐,他独特的身份缘于他曾在几个界别中游走,从事音乐创作三四十年,在美国接受学术性重的正统严肃音乐训练,到后来发现自己不想活在象牙塔,他选择回香港寻找自己的路,「如果我写音乐是因为喜欢与人分享,与世界建立一种互动的话,学术的圈太细。」他26岁回港,受演艺学院邀请加入舞蹈学院开办系内的音乐课程,奠定了其跨界的创作方式,那时候的经验让他认识了不少舞蹈界、视觉艺术界、剧场界的朋友,教书之余为舞者、舞团写音乐,几乎所有现今大名鼎鼎的表演艺术家、视觉艺术家、作家等,都曾与他合作,影响了他的艺术观,亦成就了他得天独厚的艺术基因:「什么是multimedia art?于我而言不是一个导演与录像艺术家、舞者或其他范畴的人合作,而他决定一切,这是最狭窄的情况。最理想的跨界艺术,应该是不同范畴的人担当平等角色,尽量不要一言堂。好的multimedia作品应该同时multi-directional,让不同背景的人看待同一件事时,有他们独特的视野。」这亦是他构想西九文化区自由空间的宗旨:「让不同艺术工作者、不同年龄、不同族群的人或经济情况的人来到这里,能够共融,一起发表创作,在这里找到喘息的空间。」

他策划音乐活动时亦秉承着这宗旨,如「开放音乐」至今已办了过百场演出:「那是一个有趣的平台,对我也是一个转捩点,让我思考怎样由一个个体艺术家,只关心自己的artistic statement,变成策划者,提供一个平台让其他人参与。」香港一直有不少户外演出,但阿龚的独特的方针策划方针是大兜乱、混合不同的音乐风格,由「开放音乐」到「自由约」,始终如一,「大部份表演场地,都由一种音乐风格带领,如红馆,演出的是流行音乐;文化中心演古典音乐,这未免太狭窄。我希望利用一些平台去让大众知道,好的音乐未必是你熟悉的,好的音乐就是好音乐,要多听不同的东西。」他亦发现在户外,不论是街道或草地上,观众的接受程度会增加:「如果听到这一首不喜欢的歌,可以暂时离开,与朋友聊天,呷口酒。又例如,某次演出,我分别安排了南音、一队punk band, jazz乐队和古典乐队水来表演,有些观众可能想听第二队,却早到了,听到南音,又觉得几过瘾,听完punk不想离开,最后连Mozart都听埋,变相开了他们的眼界,也开了他们的耳朵,这一种近乎精神分裂的做法,香港少有,却变成了我的特色。」

 

栽培年轻音乐人

 

着手打造平台后,阿龚亦另有发现,「在不同平台看到最好的独立乐队演出了数年,我发觉他们并没有很大的进步,技术也许有提升,但艺术性仍然被困住,慢慢失去了开头好新好fresh的力量。」他思考原因,了解到他们的困局,「他们没机会得到新的刺激,所以单单创造一个平台去让这班有才华的音乐人能够站在台上表演是不够的,要找出方法栽培他们。」他争取马会和西九的资源,举办不同的工作坊,邀请一些大师去指导或训练整队乐队,方式仍然是他擅长的跨界或混搭:「如一个摇滚结他手,我让他去学jazz的语言,如让陈洁灵与大乐队The 5422 Collective合作,鼓励触执毛的Mike发展自己的instrumental music,或与芭蕾舞团合作。」他刚为西九举办了一次编舞家x作曲家工作坊,「我挑了四个不同背景的人,分别有jazz、rock、 experimental及modern classical,结果超出我的预期。」这当然亦引申到观众的问题,「观众的质素不难提升,只要为他们提供多元化及高质素的音乐,已是很大帮助。」

阿龚为音乐界的付出是某程度的公共抗争,他认为政府对艺术的资源应该顾及不同风格的东西,但他当然明白其难度之高,不能一蹴而就,「我尝试与不同的机构,如ADC 、LCSD、西九作协调,思考怎样为音乐界争取资源,当中好多平衡要拿捏,例如,要是英国政府会资助Sex Pistols,也不会有Sex Pistols的出现。但有些帮助可以是间接的,如工厦条例,政府不肯改变是有点杀鸡取卵,官方常常提及香港文化艺术的重要性,做很多建设,却斩断了整条生产线,不少剧团或创作人唯有在工厦能够生存,赶绝他们后他们能去哪?就算兴建更多东九西九,提供很多场地,也没意思。」

 

大环境多坏,个体还是可以继续耕耘,他未来也会继续于以上提到的三个方向努力,「一是好平台,去让不同背景和风格的音乐人能够演出;二是提出好的教育和培训项目,鼓励创作,鼓励音乐人打破自己的框框;第三是观众,我们应该为人民服务,但要提供高质素的音乐。」他在西九看到不少可能性,「对我来说,我希望可略尽绵力,与其他政府部门或机构作一些协调或协商,带出一些正面效果,好好利用这些资源,而不是大家互相争夺。如果大家的目的同样是提高香港文化艺术的地位,不应该各自为政,而应分享和动用资源、合作。到最后,希望更多人看到香港有一种推动艺术的方针、方法和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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