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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音樂推手──專訪龔志成

6.1.2017 | music.
Sam Yiu

Sam Yiu

表演藝術高級編輯

龔志成(阿龔)這位音樂人一路走來,長髮白鬍子不羈外表早成了標誌,他的跨界音樂創作亦是只此一家,近年更試著以城市角度看待音樂,以探索公共空間去翻鬆音樂土壤,讓更多香港音樂人得到更好曝光 ,營造良好的文化藝術氛圍。他以顧問-藝術策劃(音樂)加入西九,除了籌劃「自由約」,也是為將來的場地「自由空間」出謀獻計,運用新的資源,讓獨立音樂能夠發熱發光,把路拓闊,後人便能夠更容易飛翔。

香港的音樂生態發展一直失衡,受正統音樂訓練而醉心實驗演出形式的阿龔自有他的觀察,他先把數個音樂大類型點出,分析問題所在:「由七十年代開始,商業流行音樂壟斷了差不多整個音樂大環境。八十年代政府開始資助正統的音樂教育,香港中文大學有音樂系,隨後香港大學、演藝學院,到浸會大學的音樂系也慢慢成形。這四間大學都有重要的作曲系,維持到現在,他們都得到不少政府資助,算是大學資助的一部分。」這種資源分配在其他藝術機構彷彿也是約定俗成:「後來CASH及香港藝術發展局(ADC)出現,前者雖然主要與流行音樂有較密切的關係,但奇怪地,每年都會為有意進修的音樂系學生提供獎學金,作曲系尤其多。」而據他觀察,ADC於25年前成立到現在,對音樂的資助亦主要集中於嚴肅或傳統音樂。至於流行音樂,即使面對市場萎縮,仍然是重要壟斷,他補充「歌星除了唱歌,還有其他演藝事業,可以拍電影、接廣告賺錢。」

 

獨立音樂孤軍作戰

 

而由八十年代中後期至九十年代初開始湧現的獨立音樂,因為各種條件變得蓬勃,卻一直沒得到太多支持,「有了互聯網絡,大眾接觸音樂的機會都多了,在youtube學結他、學打鼓,得到基本音樂知識,又有音樂軟件及發表音樂的渠道,加上樂器變得便宜及大眾化,加快了獨立音樂的發展,雖然水準參差,但香港有過千隊獨立樂隊。」同樣的現象也在爵士音樂界別發生,它由本來的嚴重斷層,變得鮮活起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爵士樂界一直由兩位最重要的樂手Eugene Pao和Ted Lo佔領導地位,他們已五十多歲,之後有一個很大的隙縫,但五六年前香港有一批年輕且有潛質的年輕爵士樂手冒起,有一半可能由外國回流,另一班是自學的。與此同時,也多了外國來的音樂人在酒店或其他商業環境以爵士樂維為生,形成了一種新的活力。」

可惜的是,爵士樂和獨立樂隊一直在沒得到任何資源下自生自滅,變成香港現在的音樂局面:「拿取最多社會資助的音樂其實是最少人認知,商業音樂又壟斷了整個城市的創作環境,而試著有自己獨特面貌和聲音的獨立音樂及爵士樂手則苦苦掙扎。」

 

阿龔的位置

 

阿龔因此一直著力推動獨立音樂,他獨特的身份緣於他曾在幾個界別中游走,從事音樂創作三四十年,在美國接受學術性重的正統嚴肅音樂訓練,到後來發現自己不想活在象牙塔,他選擇回香港尋找自己的路,「如果我寫音樂是因為喜歡與人分享,與世界建立一種互動的話,學術的圈太細。」他26歲回港,受演藝學院邀請加入舞蹈學院開辦系內的音樂課程,奠定了其跨界的創作方式,那時候的經驗讓他認識了不少舞蹈界、視覺藝術界、劇場界的朋友,教書之餘為舞者、舞團寫音樂,幾乎所有現今大名鼎鼎的表演藝術家、視覺藝術家、作家等,都曾與他合作,影響了他的藝術觀,亦成就了他得天獨厚的藝術基因:「什麼是multimedia art?於我而言不是一個導演與錄像藝術家、舞者或其他範疇的人合作,而他決定一切,這是最狹窄的情況。最理想的跨界藝術,應該是不同範疇的人擔當平等角色,盡量不要一言堂。好的multimedia作品應該同時multi-directional,讓不同背景的人看待同一件事時,有他們獨特的視野。」這亦是他構想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的宗旨:「讓不同藝術工作者、不同年齡、不同族群的人或經濟情況的人來到這裡,能夠共融,一起發表創作,在這裡找到喘息的空間。」

他策劃音樂活動時亦秉承著這宗旨,如「開放音樂」至今已辦了過百場演出:「那是一個有趣的平台,對我也是一個轉捩點,讓我思考怎樣由一個個體藝術家,只關心自己的artistic statement,變成策劃者,提供一個平台讓其他人參與。」香港一直有不少戶外演出,但阿龔的獨特的方針策劃方針是大兜亂、混合不同的音樂風格,由「開放音樂」到「自由約」,始終如一,「大部份表演場地,都由一種音樂風格帶領,如紅館,演出的是流行音樂;文化中心演古典音樂,這未免太狹窄。我希望利用一些平台去讓大眾知道,好的音樂未必是你熟悉的,好的音樂就是好音樂,要多聽不同的東西。」他亦發現在戶外,不論是街道或草地上,觀眾的接受程度會增加:「如果聽到這一首不喜歡的歌,可以暫時離開,與朋友聊天,呷口酒。又例如,某次演出,我分別安排了南音、一隊punk band, jazz樂隊和古典樂隊水來表演,有些觀眾可能想聽第二隊,卻早到了,聽到南音,又覺得幾過癮,聽完punk不想離開,最後連Mozart都聽埋,變相開了他們的眼界,也開了他們的耳朵,這一種近乎精神分裂的做法,香港少有,卻變成了我的特色。」

 

栽培年輕音樂人

 

著手打造平台後,阿龔亦另有發現,「在不同平台看到最好的獨立樂隊演出了數年,我發覺他們並沒有很大的進步,技術也許有提升,但藝術性仍然被困住,慢慢失去了開頭好新好fresh的力量。」他思考原因,了解到他們的困局,「他們沒機會得到新的刺激,所以單單創造一個平台去讓這班有才華的音樂人能夠站在台上表演是不夠的,要找出方法栽培他們。」他爭取馬會和西九的資源,舉辦不同的工作坊,邀請一些大師去指導或訓練整隊樂隊,方式仍然是他擅長的跨界或混搭:「如一個搖滾結他手,我讓他去學jazz的語言,如讓陳潔靈與大樂隊The 5422 Collective合作,鼓勵觸執毛的Mike發展自己的instrumental music,或與芭蕾舞團合作。」他剛為西九舉辦了一次編舞家x作曲家工作坊,「我挑了四個不同背景的人,分別有jazz、rock、 experimental及modern classical,結果超出我的預期。」這當然亦引申到觀眾的問題,「觀眾的質素不難提升 ,只要為他們提供多元化及高質素的音樂,已是很大幫助。」

阿龔為音樂界的付出是某程度的公共抗爭,他認為政府對藝術的資源應該顧及不同風格的東西,但他當然明白其難度之高,不能一蹴而就,「我嘗試與不同的機構,如ADC、LCSD、西九作協調,思考怎樣為音樂界爭取資源,當中好多平衡要拿捏,例如,要是英國政府會資助Sex Pistols,也不會有Sex Pistols的出現。但有些幫助可以是間接的,如工廈條例,政府不肯改變是有點殺雞取卵,官方常常提及香港文化藝術的重要性,做很多建設,卻斬斷了整條生產線,不少劇團或創作人唯有在工廈能夠生存,趕絕他們後他們能去哪?就算興建更多東九西九,提供很多場地,也沒意思。」

 

大環境多壞,個體還是可以繼續耕耘,他未來也會繼續於以上提到的三個方向努力,「一是好平台,去讓不同背景和風格的音樂人能夠演出;二是提出好的教育和培訓項目,鼓勵創作,鼓勵音樂人打破自己的框框;第三是觀眾,我們應該為人民服務,但要提供高質素的音樂。」他在西九看到不少可能性,「對我來說,我希望可略盡綿力,與其他政府部門或機構作一些協調或協商,帶出一些正面效果,好好利用這些資源,而不是大家互相爭奪。如果大家的目的同樣是提高香港文化藝術的地位,不應該各自為政,而應分享和動用資源、合作。到最後,希望更多人看到香港有一種推動藝術的方針、方法和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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